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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案情 2021年，被保险人（申请执行人）A公司因与被执行人郭某民间借贷纠纷强制执行一案，在执行过程中，案外人曹某主张对被执行人郭某名下位于汶上县某小区的房产及车库享有所有权，提出执行异议之诉，导致案件执行中止，2021年6月2日被保险人（申请执行人）A公司向法院提出继续执行申请，并向保险公司购买继续执行责任保险。曹某与申请执行人执行异议之诉一案，法院于2021年9月10日作出民事判决，不得执行涉案房屋，中级法院作出终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2021年9月2日，法院作出执行裁定书裁定郭某名下涉案房产的所有权归买受人范某所有。涉案房产的所有权不可逆转。曹某诉至法院，请求判令保险公司、申请执行人赔偿其损失。 法院裁判结果 被告A公司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赔偿曹某损失XX元；被告保险公司就本判决第一项确定的债务，在对被告A公司的财产依法强制执行仍不能履行的部分在XX元的范围内，对曹某承担赔偿责任。 裁判要点 1、本案中，曹某对涉案房产提出执行异议。在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审理期间，A公司向具备资质的保险公司投保后，保险公司向法院出具保单保函，法院依据该保函依法继续对涉案房产的执行，现涉案房产已执行完毕。根据案外人执行异议终审判决，A公司申请继续执行涉案房屋错误，A公司向法院请求继续执行有误给曹某造成损失，应对曹某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 2、从保险公司出具的继续执行责任保险保单保函和保单中载明的赔偿条件来看，保险公司对继续执行错误的损失在人民法院依法裁判应由被保险人承担的经济赔偿责任而被保险人未予赔偿的，保险公司根据保险合同的约定在赔偿限额内承担赔偿责任。 法律依据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执行程序若干问题的解释》 第十六条 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审理期间，人民法院不得对执行标的进行处分。申请执行人请求人民法院继续执行并提供相应担保的，人民法院可以准许。案外人请求解除查封、扣押、冻结或者申请执行人请求继续执行有错误，给对方造成损失的，应当予以赔偿。 律师观点 继续执行责任保险承担责任并不体现必须以被保险人的过错责任归责原则为前提，不仅保险人与被保险人签订的保险合同条款未体现该规则原则，经检索法院判例，现阶段仅有1件案件涉及继续执行责任保险，且法院作出的判决也是以执行错误为前提，并不考虑被保险人是否存在主观过错问题。因此，一旦执行错误，被保险人承担赔偿责任的可能性极大，在此情况下，保险人是否必然承担责任？根据继续执行责任保险条款及保险人向法院出具的继续执行责任保险保单保函显示，保险人承担保险责任必须同时具备：1、被保险人请求法院继续执行有错误，给异议人造成损失的；2、应当有生效法律文书确定被保险人对于异议人承担经济赔偿责任；3、被保险人经执行程序后不履行赔偿责任或者不能履行赔偿责任，此时保险人才根据保险合同约定在赔偿限额内负责赔偿。 延伸阅读 诉讼财产保全责任保险是指投保人与保险公司（保险人）签订保险产品合约，保险公司以保险产品作为担保物，对诉讼当事人（被保险人）的财产保全行为进行担保，当被保险人申请错误依法应承担经济赔偿责任时，由保险人根据约定的赔偿限额负责赔偿或者先行垫付，继而实现诉讼保全担保的目的。 继续执行责任保险是一种专门为执行案件中的申请执行人提供继续执行责任的服务保障的保险。申请执行人提供由法院认可的保险公司出具的保单保函，经法院审核后在案外人提出执行异议或执行异议之诉的同时无需中止执行程序而继续进行财产处置，确保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及时得到兑现。该保险是一种新型保险，于2019年5月24日，在北京海淀法院首次诞生。这是北京首款也是保险行业首款防范拖延执行的司法责任保险产品。 诉讼财产保全责任保险与继续执行责任保险均是投保人与保险公司之间签订保险合同，进而双方建立的一种保险合同关系。他们都是保险公司向法院提供保单或保函作为担保凭证，从保单保函的形式上来看，具备了保证担保的一些特征，但实质上并非保证担保关系。一是保险人并不以保证人的身份出现，保单保函赔付费用支出性质属于保险索赔；二是该种保险的保险合同中一般有大量的免责条款，与保单保函中无条件承担赔偿责任的承诺相冲突，不符合保证担保的基本要求；三是若将保单保函看做是保险公司提供的保证担保，但该担保又不符合现行法律规定的，因根据法律规定，提供担保需要股东会或董事会的授权或决议的相关文件，但现实中并未见到相关案例中有股东会或董事会授权的或决议的相关文件。 诉讼财产保全责任保险的保险责任为在保险期间内，由于被保险人的诉讼财产保全申请错误致使被申请人遭受损失的，经法院判决由被保险人承担的赔偿责任，在同时满足：1、财产保全被申请人确实发生了损失；2、财产保全被申请人的损失的发生与被保险人的诉讼保全申请错误之间有因果关系；3、财产保全被申请人的损失经生效的法院判决确认了具体损失金额。在此情况下，保险人按照保险合同的约定负责赔偿。 继续执行责任保险的保险责任为在保险期间内，因被保险人向人民法院请求继续执行存在错误，给被执行人、利害关系人或案外人造成损失，经人民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不包括港澳台地区法律，下同）判决应由被保险人承担的经济赔偿责任，保险人按照保险合同的约定负责赔偿。 继续执行责任保险在向法院提交的保单保函中进一步明确保险责任为在执行过程中，异议人对执行标的提起执行异议之诉，导致执行中止，被保险人向人民法院提出继续执行申请，请求人民法院继续执行标的，如因被保险人向人民法院请求继续执行有错误，给异议人造成损失的，人民法院依法裁判应当由被保险人承担的经济赔偿责任而被保险人未予赔偿的，保险人根据保险合同约定负责赔偿。 诉讼财产保全责任保险承担责任是以被保险人的过错责任归责原则为前提，即保险人承担责任需要同时具备被保险人主观上有过错、被保险人行为的违法性、有损害事实的存在、被保险人的违法行为与损害后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四个构成要件。实践中，经检索法院判例显示，诉讼财产保全责任的赔偿都是以被保险人的保全行为与损失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及被保险人对财产保全具有主观上的故意或重大过失作为保险人承担损害赔偿责任的要件和前提。当事人在诉讼过程中依据民诉法的规定提出财产保全申请，是行使法律赋予其诉讼权利的表现，不宜简单地以案件的最终审理结果为依据来判断申请是否错误，关键是看被保险人是否尽到了合理的注意义务，被保险人提起的诉讼请求是否具有合法性、合理性。 继续执行责任保险承担责任并不体现必须以被保险人的过错责任归责原则为前提，不仅保险人与被保险人签订的保险合同条款未体现该规则原则，经检索法院判例，现阶段仅有1件案件涉及继续执行责任保险，且法院作出的判决也是以执行错误为前提，并不考虑被保险人是否存在主观过错问题。因此，一旦执行错误，被保险人承担赔偿责任的可能性极大，在此情况下，保险人是否必然承担责任？根据继续执行责任保险条款及保险人向法院出具的继续执行责任保险保单保函显示，保险人承担保险责任必须同时具备：1、被保险人请求法院继续执行有错误，给异议人造成损失的；2、应当有生效法律文书确定被保险人对于异议人承担经济赔偿责任；3、被保险人经执行程序后不履行赔偿责任或者不能履行赔偿责任，此时保险人才根据保险合同约定在赔偿限额内负责赔偿。 由于继续执行责任保险是一种新型责任保险，产生的时间较短，司法判例也很少，因此，该责任保险承担责任前提条件是否应当以过错责任归责原则为条件，是存在很大争议的，有待随着案件数量增加作进一步探讨。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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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点 | 浅析破产企业未给职工开设社保账户时社保债权的实务处理
前 言 社会保险在社会保障体系中处于核心地位，国家也以立法的形式赋予用人单位为职工缴纳社会保险的法定义务。在企业破产情形下，企业通常会因事前债务危机导致无法及时为员工缴纳社会保险而出现拖欠社会保险的情形，通常社保机构也会以申报社保债权的形式维护职工的权益。然而存在部分破产企业自生产经营之日起，未为职工开设社保账户，而社保机构因未开户也无法申报债权，社保债权如何处理并无明文规定。本文旨在探析破产企业未给职工开设社保账户时社保债权的实务处理问题。 一、何为社保债权 《企业破产法》及破产法司法解释中并没有直接出现社保债权这样的表述，而是在《企业破产法》第一百一十三条第一款第二项中出现“破产人欠缴的除前项规定以外的社会保险费用”，此表述即为对社保债权的规定。社保债权形成于社会保险费用，但是社保债权和社会保险费用不能完全划等号，根据《企业破产法》第一百一十三条的规定，社保债权与职工债权息息相关，故社保债权的范围可借助职工债权厘定，社保债权的计算公式可表述为：社保债权=单位应缴纳的社会保险费用（不包含单位代扣代缴个人应缴部分）-单位缴纳的社会保险费用应当划入职工个人账户的基本养老保险和基本医疗保险费用。由此可见，社保债权可以理解为单位缴纳的划入统筹账户的社会保险费用。 二、企业缴纳社会保险的重要意义 《社会保险法》第五十八条第一款规定，用人单位应当自用工之日起三十日内为其职工向社会保险经办机构申请办理社会保险登记。未办理社会保险登记的，由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核定其应当缴纳的社会保险费。《劳动合同法》第七十二条规定，社会保险基金按照保险类型确定资金来源，逐步实行社会统筹。用人单位和劳动者必须依法参加社会保险，缴纳社会保险费。可见，用人单位依法为职工缴纳社会保险是用人单位的法定义务，具有强制性，该义务不因任何原因而免除，不依当事人意愿而改变，职工向用人单位做出的不缴纳社会保险的承诺也因违反强制性法律规定而无效。以基本养老保险为例，《社会保险法》第十条第一款规定，职工应当参加基本养老保险，由用人单位和职工共同缴纳基本养老保险费。《社会保险法》第十一条第一款规定，基本养老保险实行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相结合。《社会保险法》第十二条第一款规定，用人单位应当按照国家规定的本单位职工工资总额的比例缴纳基本养老保险费，记入基本养老保险统筹基金。第二款规定，职工应当按照国家规定的本人工资的比例缴纳基本养老保险费，记入个人账户。用人单位缴纳的社会保险费用，具有双重意义。一方面，用人单位缴纳的社会保险费用部分划入职工个人账户，具有“私济性”；另一方面，用人单位缴纳的社会保险费用部分划入统筹账户，在一定范围内统一调配，统一管理，实现区域调剂，保障社会公共利益，具有“共济性”。可见，社会保险具有社会保障功能，用人单位缴纳社会保险，既是实现职工个人社会保障需求的方式，也是国家通过社会共担风险来保障所有人基本人权的途径。企业缴纳社会保险具有双重意义，兼具企业职责和社会职责，有利于化解社会贫富矛盾，保障社会群众基本生活水平，真正实现以人为本，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三、破产企业未给职工开设社保账户时社保债权的实务分析 《企业破产法》规定，用人单位应当为职工缴纳社会保险，这是强制性义务。在破产企业中，破产企业在正常生产经营期间未为职工开设社保账户时，已违反法律规定，企业破产时，破产企业理应为职工补缴社保，维护职工的合法权益。但在实务中，破产企业已处于资不抵债的状态，已明显缺乏清偿能力，企业可用资金匮乏，尤其是在面临众多债权人的情形下，企业如何公平清偿债权，保障每一位债权人的合法权益成为重中之重。而社保债权仅是众多债权种类中的一类，对社保债权的缴纳问题在实务中并没有统一标准，因案件不同，做法各异。下面，笔者将梳理面对破产企业未给职工开设社保账户时，管理人（或清算组）的实务路径选择。 路径一：破产企业未为职工开设社保账户时，无法为职工缴纳社会保险 案例一：因破产企业未给职工开设社保账户，不支持缴纳社保 在黄武春、营山县中能置业有限公司职工破产债权确认纠纷二审民事判决书（(2020)川13民终2139号，四川省南充市中级人民法院）载明 :......中能公司未在医保部门开设医保账户，现无法向医保机构补缴职工医保费用，黄武春要求中能公司为其向社保部门补交拖欠的社保费用，不予支持...... 案例二：因破产企业未给职工开设社保账户，不支持为员工缴纳社保，但支持赔偿损失 在杨萍、绵阳安泰莱化工有限公司职工破产债权确认纠纷一审民事判决书((2018)川0792民初1971号,四川省绵阳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载明:.....被告安泰莱公司未为原告办理2013年1月至2014年9月期间的社会基本养老保险费，属于违法行为，依法应予补缴。但经本院致函相关社保部门后得知，因被告未为职工开设社保帐户，且至今已事隔多年，社保部门已不能为原告补办社会保险手续。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一十八条“民事主体依法享有债权。债权是因合同、侵权行为、不当得利以及法律的其他规定，权利人请求特定义务人为或者不为一定行为的权利”，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三）》第一条“劳动者以用人单位未为其办理社会保险手续，且社会保险经办机构不能补办导致其无法享受社会保险待遇为由，要求用人单位赔偿损失而发生争议的，人民法院应予受理。”的规定，原告杨萍要求被告安泰莱公司给予相应赔偿的请求，本院予以支持..... 案例三：破产企业虽未给职工开设社保账户，但确认应当划入职工个人账户的基本养老保险和基本医疗保险 在郑其树与凯里经济开发区宝恒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职工破产债权确认纠纷一审民事判决书((2019)黔26民初122号,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载明:......关于宝恒房开公司是否应为郑其树缴存养老保险、医疗保险的问题。社会保险法规定,职工应当参加社会保险,由用人单位和职工按照国家规定共同缴纳基本养老保险费、基本医疗保险费。故宝恒房开公司为公司职工郑其树缴纳基本养老保险费、基本医疗保险费是其法定义务。因宝恒房开公司未到社会保险部门为郑其树开设个人保险账户并缴存保险费，故郑其树请求确认其对宝恒房开公司享有应划入个人账户的基本养老保险费、基本医疗保险费，应予以支持...... 案例四：破产企业未给职工开设社保账户，无法确认应当划入职工个人账户的基本养老保险和基本医疗保险 在高瑞丰与威海诚信医学科技开发公司破产债权确认纠纷二审民事判决书((2014)威民三终字第160号,山东省威海市中级人民法院)载明:......关于应当划入职工个人账户的基本养老保险、基本医疗保险费用应否支付给上诉人高瑞丰个人问题，《破产法》第四十八条第二款规定，债务人所欠职工的工资和医疗、伤残补助、抚恤费用，所欠的应当划入职工个人账户的基本养老保险、基本医疗保险费用等，由管理人调查后列出清单并予以公示。该条确定了破产企业所欠的应当划入职工个人账户的基本养老和基本医疗保险费用应属于职工债权，但该款项应当划入职工个人账户而非直接支付给职工本人。故上诉人高瑞丰要求将该款项直接支付给其个人缺乏法律依据，原审据此驳回其该项诉讼请求并无不当，依法应予维持。 笔者需要说明的是，以上路径一的做法发生在之前，自各地方自行出台一次性缴纳养老保险费政策（以山东省为例，2019年12月31日，山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山东省财政厅联合发布了《关于完善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缴费政策的通知》（鲁人社规〔2019〕13号），规定破产企业欠缴养老保险费的，应当按照规定在破产企业资产变现收入中予以清偿。资产变现清偿后仍有欠费的，对欠费无力清偿部分，在职工个人缴费和企业缴费中应划入职工个人账户部分（含利息）补足后，可由破产企业清算组持法院宣告破产裁定书、企业资产负债情况表等材料，向参保地社会保险经办机构申请核销欠缴的基本养老保险费......）在破产企业未未单位职工开设社保账户时，可一次性补缴基本养老保险。 路径二：破产企业未为职工开设社保账户时，可为职工补缴养老保险，但无法补缴医疗保险 1.自《关于完善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缴费政策的通知》（鲁人社规〔2019〕13号）实施以来，当破产企业未为职工开设社保账户时，可一次性补缴养老保险，基本做法为：以单位职工身份补缴基本养老保险的，一般由单位提出书面申请，并提供能够证明职工与单位存在劳动关系的证明材料，如劳动合同、职工花名册、工资发放凭证等、职工的身份证明材料等。其中，一次性补缴超过三年的，应提供由人民法院、审计部门、实施劳动监察的行政部门或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等出具的法律文书。根据此规定，当破产企业未为职工开设社保账户时，可补缴养老保险。 2.目前没有相关政策支持破产企业未为职工开设医保账户时，可为职工补缴医疗保险。经笔者咨询多家医保机构，医保机构反馈在破产企业未给职工开设医保账户的情况下，无法为职工补缴医疗保险。 结束语 用人单位依法为职工缴纳社会保险是用人单位的法定义务，不因用人单位处于任何情形而免除。在当前一次性补缴养老保险制度下，用人单位更应及时为职工开设社保账户，缴纳社会保险，及时保障职工的合法权益，避免企业后期补缴欠款及滞纳金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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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购是国有企业经营活动中的重要环节，也是风险易发的关键环节。国有企业在我国国民经济中的特殊地位和作用使其同时具有商业性和公益性的特点，国企采购也相应地兼有企业采购和公共采购的双重属性，公平和效率均是国企采购中应当考虑的重要方面。《企业国有资本与财务管理暂行办法》（财企[2001]325号）第十八条第二款规定：“企业大宗原辅材料或商品物资的采购、固定资产的购建和工程建设一般应当按照公开、公正、公平的原则，采取招标方式进行”，指明了国企采购应当遵循的基本原则。随着时代的发展和企业提质增效的内在需求不断提升，国企采购既要确保公平公正、有效防范风险，也要降低采购成本、提高采购效率。其中，根据采购的具体情况和不同采购方式的特点灵活选择得当的采购方式是采购策略之一，也在国企采购中实现公平与效率协调统一的重要途径。 一、国企采购的相关文件 国有企业采购领域的一个突出问题是缺乏适用的法律法规。《招标投标法》、《政府采购法》两部法律都没有全部覆盖国有企业的采购活动，部门行政规章关于国企采购的规定较为笼统，可操作性也不强。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联合多家研究机构和国有企业先后制定了《国有企业采购操作规范》（T/CFLP 0016-2019）及《国有企业采购管理规范》（T/CFLP 0027-2020），前者规定了国有企业的采购流程和通用要求，以及各种采购方式的通用条件和程序规则，后者规定了国有企业的管理架构、采购实施、绩效评价、监督管理等方面的内容，两者互为补充、配套使用，共同构成国有企业采购管理和操作的制度指引，填补了国企采购法规方面的空白。 二、国企采购的内容与方式 根据《国有企业采购操作规范》（T/CFLP 0016-2019）及《国有企业采购管理规范》（T/CFLP 0027-2020），国企采购内容包括项目采购和运营采购。项目采购指为实现企业项目管理既定目标而实施的采购活动，是项目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如工程项目、技术改造项目、设备设施项目、企业一次性运行维护项目等采购活动。其特征是一次性和系统性。运营采购指为实现满足企业运营管理目标、维持日常经营活动而实施的重复性采购活动，是企业运营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运营采购又可进一步分为与生产直接相关的运营采购和与生产间接相关的运营采购。前者如企业原材料、辅料采购、零件、部件、总成采购、日常生产维护等采购活动。后者如咨询服务、劳务服务、信息服务、仓储服务等采购活动。国企采购方式主要有招标采购、竞价采购、询比采购、合作谈判、竞争谈判、竞争磋商、单源直接采购、多源直接采购。针对不同的采购内容，适用的采购方式也相应不同。《国有企业采购管理规范》第7.3.1条规定了选择采购方式的原则，即企业应根据项目特点选择相应采购方式；有多种采购方式可以选择时，在满足生产供应或运营的基础上，应优先选用竞争性强、透明度高的采购方式。 三、国企采购的方式选择 （一）招标采购 1、强制招标制度 由于招标采购可以使众多投标人参与公平竞争，促使招标人以最低或较低的价格获得最优的货物、工程或服务，保障合理、有效使用国有资金和其他公共资金，提高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因此在法律规定范围内的某些类型的采购项目，或达到一定规模的采购项目，必须通过招标的方式进行采购。强制招标制度的相关法律规定主要有《招标投标法》、《招标投标法实施条例》、《必须招标的工程项目规定》、《必须招标的基础设施和公共事业项目范围规定》等。上述规定从采购对象、项目类型、资金来源、采购规模等维度划定了强制招标采购的适用范围。 （1）采购对象维度 强制招标针对的采购对象为工程建设项目。根据《招标投标法实施条例》第二条，工程建设项目是指工程以及与工程建设有关的货物、服务。工程是指建设工程，包括建筑物和构筑物的新建、改建、扩建及其相关的装修、拆除、修缮等；与工程建设有关的货物，是指构成工程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且为实现工程基本功能所必需的设备、材料等；与工程建设有关的服务，是指为完成工程所需的勘察、设计、监理等服务。根据《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第二条第二款，建设工程是指土木工程、建筑工程、线路管道和设备安装工程及装修工程。 （2）项目类型维度 从项目类型维度对强制招标范围进行的规定主要体现在《必须招标的基础设施和公共事业项目范围规定》中。根据该规定，能源基础设施项目、交通运输基础设施项目、通信基础设施项目、水利基础设施项目、城市轨道交通等城建项目事关社会公共利益和公众安全，必须依法进行招标。 （3）资金来源维度 从资金来源维度进行考量，全部或者部分使用国有资金投资或者国家融资的项目及使用国际组织或者外国政府贷款、援助资金的项目必须依法招标。《必须招标的工程项目规定》第二条的规定进一步细化，全部或者部分使用国有资金投资或者国家融资的项目指使用预算资金200万元人民币以上、该资金占投资额10%以上的项目以及使用国有企业事业单位资金、该资金占控股或者主导地位的项目。使用国际组织或者外国政府贷款、援助资金的项目指使用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等国际组织贷款、援助资金的项目以及使用外国政府及其机构贷款、援助资金的项目。 （4）采购规模维度 从采购规模维度对强制招标范围进行的规定主要体现在《必须招标的工程项目规定》中。施工单项合同估算价在400万元人民币以上，重要设备、材料等货物的采购单项合同估算价在200万元人民币以上，勘察、设计、监理等服务的采购单项合同估算价在100万元人民币以上以及同一项目中可以合并进行的勘察、设计、施工、监理以及与工程建设有关的重要设备、材料等的采购，合同估算价合计达到前款规定标准的，必须招标。 2、可以不招标的法定情形 在存在法定情形时，即使项目落入强制招标制度的规制范围，也可以依法不进行招标。根据《招标投标法》、《招标投标法实施条例》、《工程建设项目施工招标投标办法》，主要包括以下几种情形： （1）涉及国家安全、国家秘密、抢险救灾的特殊项目； （2）属于利用扶贫基金实行以工代赈、需要使用农名工等特殊情况； （3）需要采用不可替代的专利或者专有技术； （4）采购人依法能够自行建设、生产或者提供； （5）已通过招标方式选定的特许经营项目投资人依法能够自行建设、生产或者提供； （6）需要向原中标人采购工程、货物或者服务，否则将影响施工或者功能配套要求； 3、邀请招标的特殊规定 在存在法定情形时，依法应当公开招标的项目可以邀请招标。根据《招标投标法实施条例》、《工程建设项目施工招标投标办法》，主要包括以下几种情形： （1）技术复杂、有特殊要求或者受自然环境限制，只有少量潜在投标人可供选择； （2）采用公开招标方式的费用占项目合同金额的比例过大； （3）工程建设施工项目涉及国家安全、国家秘密或者抢险救灾，适宜招标但不宜公开招标。 4、自愿招标 由于招标投标在促进公平竞争、规范交易行为、提升经济效益等方面的积极作用，因此，对于非依法必须招标的项目，采购人可以自愿选择招标这一采购方式。适用于采购需求明确、采购标的具有竞争条件、采购时间允许、采购成本公开、招标交易费用合理的采购项目。 （二）竞价询比采购 1、竞价采购 竞价采购指采购需求明确，采购人依照既定规则和方式一次或多次比价最终确定合同相对人的采购方式。竞价采购适用于采购需求明确、规格型号统一、货源充足、价格稳定或价格形成机制明确的采购。其中，允许一次报价的采购应为非单独给采购人私人定制或提供，且已有固定市场的价值不高、频次不多的货物采购；允许多次报价的采购中也包括为企业定制的具有竞争条件的货物或服务采购。采购人应在可行范围内向尽可能多的供应商通过竞价方式采购相对低价值的采购项目。 国企采用竞价采购方式需要注意与《政府采购法》竞价（询价）程序规定的不同：一是采购人可以根据项目的复杂程度和技术要求组建评审小组，是否需要从企业咨询专家委员会聘请专家参加评审小组由采购人决定；二是国企竞价采购可以要求供应商一次报价且不可更改报价，也可以依规定允许多次报价；三是在没有超过采购预算的情况下，只收到一份或两份报价不能视为采购无效。 2、询比采购 询比采购指采购需求明确，采购人依照既定程序允许投标人多次报价并经评议最终确定合同相对人的一种采购方式。符合下列条件之一可以采用询比采购方式：（1）采购需求明确但不符合招标采购条件的工程、货物和服务项目，包括企业内部非必须招标采购标的中小型项目、少数保密性较强而不适合公开招标或邀请招标的工程项目、工程所在地区偏僻而很少有施工单位前来投标的工程项目。（2）招标失败后的中小型简单项目。 询比采购的特点在于在保持竞争性的基础上具有一定的灵活性，程序也更加简单高效，在询比采购的过程中，采购人对各种采购因素以及内容细节进行询问、比较并与供应商沟通、协商，也可对非实质条款进行修改并要求供应商重新报价，以实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 3、两者区别 竞价采购和询比采购有很多共同点，比如两种方式都要求采购需求明确，适用于标的标准化、简单低值的采购项目。不同点在于竞价采购更多适用于标准化程度较高、采购频次不高的低值货物，询比采购对标的标准化程度的要求低于竞价采购，且对工程、货物和服务普遍适用。除此之外，竞价采购的重点在“价”，即满足需求的前提下价格的竞争；询比采购的重点则是通过对话、比较选定最佳方案，在此基础上进行价格竞争。 （三）磋商谈判采购 1、合作谈判 合作谈判指采购需求明确但不具备招标条件，只能通过谈判的方式同供应商签订货物或服务合同并建立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采购方式。符合下列条件之一可以采用合作谈判采购方式：（1）需要长期稳定供应，采用招标或其他采购方式不可能满足需求的采购。（2）需要和特定供应商当面沟通交流协商长期合作的采购。 合作谈判是企业战略谈判的主要方式。一般适用于企业战略物资、瓶颈物资或满足供应链需要的采购。尤其是涉及战略物资、瓶颈物资或与唯一供应商进行谈判时，采购人地位处于劣势，此时应注意防范采购风险，如限制最大供应商的合同份额，建立物资储备长效机制，积极制定应急预案寻找替代合作伙伴等。尤其是对于国有企业，在全球疫情、主要国家经贸政策调整乃至部分国家政治冲突等外部不稳定、不确定因素较多，对企业关键原材料和重要零部件进口通关、物流运输都带来极大的影响的时代背景下，应运用供应链思维强化采购管理提升工作，防范采购风险，保障供应链的安全性和稳定性。 2、竞争谈判 竞争谈判指采购功能需求明确且具备一定竞争条件，采购人与符合资格条件的供应商就采购工程、货物或服务事宜进行谈判，供应商按照谈判文件的要求提交响应文件和最后报价，采购人从谈判小组提出的成交候选人中确定成交人的采购方式。符合以下条件之一可以采用竞争谈判方式：（1）采购标的存在紧迫需要，采用招标或其他采购程序难以满足企业生产运营需要，且该紧急需求非采购人拖延或可以预见所致；（2）发生灾难性事件或有利商机采用招标或其他采购程序难以满足采购人的需要；（3）采购人认定，采用其他采购方式均不适合保护国家基本安全或企业核心利益。 竞争谈判这一采购方式主要用于解决时间紧迫、需求紧急等问题。不同于合作谈判，竞争谈判要求具备一定的竞争条件，且有严格的程序流程。 3、竞争磋商 竞争磋商指采购需求模糊或需要征求供应商意见的复杂项目且具备一定竞争条件，采购人与符合条件的供应商就采购工程、货物和服务事宜进行讨论对话、谈判磋商，最终完善、确定采购文件和合同条款，采购人依据磋商小组评审后提交的磋商报告和谈判顺序，与供应商依次进行财务谈判，最先达成协议的供应商为成交人的采购方式。符合下列条件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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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房交付在商品房买卖合同中具有非常重要的法律意义，也是房地产开发商履行商品房买卖合同的主要义务之一。对于商品房交付要求，我国多部法律法规或地方性规范文件均有相应规定或指导性要求，但时至今日，关于商品房交付问题仍存在很多争议，并导致商品房交付纠纷层出不穷，其中既有实质交付条件方面的原因，如商品房质量不合格、基础设施不满足基本生活功能需求等，亦有形式交付条件方面的原因，如房地产开发商未进行书面交付通知，未提供房屋测绘报告等交付附随资料。从房地产开发商角度出发，如何理解并满足商品房交付的附随资料要求，本文将就相关问题展开探讨和分析。 附随资料的常见类型 根据我国法律规定和商品房买卖合同常见约定，房地产开发商在交付房屋时，通常需要出示或提供以下附随资料：1、竣工验收备案文件；2、《住宅质量保证书》和《住宅使用说明书》（即通常所说的“两书”）；3、房屋测绘报告；4、书面交付通知。上述附随资料均具有一定的独立价值，既基于法律规定和合同约定必须具备，亦可作为房地产开发商满足实质性交房条件的重要证据。 附随资料之竣工验收备案文件 《建筑法》第61条规定：“建筑工程竣工经验收合格后，方可交付使用；未经验收或者验收不合格的，不得交付使用。”《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第16条规定：“建筑工程竣工经验收合格后，方可交付使用。”《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第27条规定：“房地产开发项目竣工，经验收合格后，方可交付使用。”《城市房地产开发经营管理条例》第17条规定：“房地产开发项目竣工，依照《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的规定验收合格后，方可交付使用。” 根据上述规定可知，竣工验收合格是法律明确规定的基本交付条件。而商品房的质量及配套设施建设等问题，关系到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安居乐业，故政府需对其进行有效管理，竣工验收备案文件正是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在对房地产开发商的申报资料及项目状况进行审查后才决定同意备案的结果，具有较高的公信力，故其颁发的商品房竣工验收备案文件正是证明商品房经验收合格的重要依据。司法实践中，很多法院将取得竣工验收备案文件作为建设项目交付的法定最低交付条件。 附随资料之《住宅质量保证书》 和《住宅使用说明书》 《城市房地产开发经营管理条例》第30条：“房地产开发企业应当在商品房交付使用时，向购买人提供住宅质量保证书和住宅使用说明书。”《商品住宅实行住宅质量保证书和住宅使用说明书制度的规定》第3条：“房地产开发企业在向用户交付销售的新建商品住宅时，必须提供《住宅质量保证书》和《住宅使用说明书》。”《商品住宅实行住宅质量保证书和住宅使用说明书制度的规定》第10条：“《住宅质量保证书》和《住宅使用说明书》应在住宅交付用户的同时提供给用户。”《山东省新建商品房买卖合同（预售）示范文本》第九条商品房交付条件：“该商品房为住宅的，出卖人还需提供《住宅使用说明书》和《住宅质量保证书》”。 综上述规定可见，房地产开发商提供《住宅质量保证书》和《住宅使用说明书》属于行政法规、规章的强制性规定，且商品房买卖合同中通常亦存在类似的明确约定，房地产开发商应当严格遵守。在司法实践中，有部分地方法院认为房地产开发商在交付时不能同时提供《住宅质量保证书》和《住宅使用说明书》的，应当承担由此产生的逾期交付责任，如《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房屋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指导意见》第一条第6款即指明：“房屋买卖合同约定出卖人在交付房屋时须提供《住宅质量保证书》、《住宅使用说明书》等文件，出卖人实际交付房屋时未能提供上述文件的，买受人有权拒绝接收房屋”。 附随资料之房屋测绘报告 《商品房销售管理办法》第34条第1款规定：“房地产开发企业应当在商品房交付使用前按项目委托具有房产测绘资格的单位实施测绘，测绘成果报房地产行政主管部门审核后用于房屋权属登记。”《山东省新建商品房买卖合同（预售）示范文本》第九条：“商品房交付条件：该商品房交付时应当符合下列条件：……2、该商品房已取得房屋测绘报告”。基于上述规定和约定可知，目前并未有强制性法律规定将房屋测绘报告为交付条件之一，但提供房屋测绘报告通常是商品房买卖合同中明确约定的交付条件之一，基于约定优先的原则，房地产开发商未能在商品房交付时按约提供房屋测绘报告的，部分地方法院会倾向认为不符合约定交付条件，购房者有权以不符合合同约定的交付条件为由，要求房地产开发商承担逾期交房的违约责任。 附随资料之书面交付通知 《商品房买卖合同司法解释》第8条第2款规定:“买受人接到出卖人的书面交房通知，无正当事由拒绝接收的，房屋毁损、灭失的风险自书面交房通知确定的交付使用之日起由买受人承担，但法律另有规定或者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山东省新建商品房买卖合同（预售）示范文本》第九条（二）款：“该商品房达到第九条、第十条约定的交付条件后，出卖人应当在交付日期届满前（不少于10日）将查验房屋的时间、办理交付手续的时间地点以及应当携带的证件材料的通知书面送达（邮政快递、邮寄挂号信、短信、电子邮件等方式）买受人。” 司法实践中，较多地方法院认为房地产开发商作为商品房建设方，系房屋是否已建设完成、是否竣工验收合格并达到交付条件的第一责任主体，购房者只有在收到房地产开发商书面通知后方能确认商品房的具体交接时间，故“书面交付通知”是房地产开发商的义务，房地产开发商未依约向购房者送达书面交付房屋的通知，将导致购房者对具体收房时间不知情，无法及时收房，这一不作为行为损害了购房者的利益，依法应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笔者认为上述观点值得商榷，商品房买卖合同中通常会对房屋交付时间有明确的约定，而交付地点，基于不动产的特性完全可以判断是商品房坐落地点，故购房人是否收到书面通知交付并不会实质性地损害购房者权益。但作为房地产开发商按时履行交付义务的重要证据之一，且书面通知亦有标志开始履行交付义务的里程碑意义，故，笔者仍建议房地产开发商高度重视书面交付通知的履约管理。 房地产开发商交付附随资料之建议 在商品房已满足法律规定和合同约定的实质性交付条件后，对于本文所述附随资料仍不可掉以轻心，建议房地产开发商在以下几个方面做好相关交付管理：1、及时向建设行政主管部门申请竣工验收备案并在交付前取得相关备案文件；2、及时按商品房合同约定地址向购房者发送书面的交房通知，并妥善留存相关送达凭证；3、在向购房者进行房屋交接时，房地产开发商应当向购房者出示竣工验收备案文件，提供《住宅质量保证书》、《住宅使用说明书》和房屋测绘报告，并对上述文件的出示和交接逐一进行确认和记录。
2023-0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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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点 | 跨境融资观察——境外债新规明日生效，变化在哪里？（一）
2023年1月5日，国家发改委发布了第56号令，正式公布了《企业中长期外债审核登记管理办法》（以下简称“《办法》”）。《办法》将于2023年2月10日起生效施行，从2015年施行至今的发改外资[2015]2044号《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推进企业发行外债备案登记制管理改革的通知》（以下简称“2044号文”）同时失效废止，标志着企业外债发行监管迈入新时代。《办法》共六章三十七条，相比2044号文，体现出完善管理制度、提升管理质量和水平、有效防范外债风险的政策导向，完善了境外发债管理，加强了监测和风险预警，在有力支持企业利用全球资源要素拓展境内外业务的同时，也在优化全口径外债期限结构、有效防范外债风险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本文将对《办法》的部分亮点与2044号文比较，并试图做出简要分析。 一、“通知”变为“办法” 2044号文的性质是“通知”，性质为规范性文件；而发改委在就《企业中长期外债审核登记管理办法》答记者问中将《办法》明确定性为部门规章，效力有所提升。 二、“备案登记”调整为“审核登记” 2044号文对企业外债发行采取“备案登记制管理”，而《办法》则对符合条件的企业外债实行“审核登记管理”。一词之差，法律性质不同：“备案登记”不是行政许可，仅仅是行政机关登记备查的行为；而《办法》中的“审核登记”则是行政许可（国办发〔2022〕2号《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全面实行行政许可事项清单管理的通知》附件明确将“企业借用中长期外债审批”列为行政许可事项）。虽然如此，无论是2044号文的“备案”还是《办法》的“审核登记”都设置有实质性审核的条件。《办法》“审核登记”的审核尺度更严了，加之受到美联储持续加息导致境外融资成本上升的影响，2022年8月26日，发改委发布《企业中长期外债审核登记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后，2022年下半境外债发行数量和融资规模都大幅下降。 三、审核原则更加强调“防范风险” 2044号文提出按照“控制总量、优化结构、服务实体”的原则，对企业发行外债实行规模控制，加强事中事后监管，切实防范风险；《办法》将企业外债审核登记管理原则增加为“控制总量、优化结构、服务实体、防范风险” ，并删除了2044号文“扩大企业外债规模”的表述。 2022年，共计有43家主体和576亿美元规模的债券违约，分别较去年同期上升了95%和61%；其中实质性违约97%，技术性违约2.5%，违约主要集中在房地产行业，占98%。随着国家对楼市的大力整顿，地产企业融资渠道受限，叠加疫情导致的楼市低迷，全行业面临严峻的债务压力。融创、绿地、世茂、宝龙、禹洲、融信、正荣、旭辉、中梁、富力、龙光、奥园、合景泰富、景瑞、弘阳、远洋资本、佳源、金科等多家龙头房地产企业美元债违约，纷纷采取债务展期、交换要约等方式自救。可以预见的是，“防范风险”原则将成为将来外债审核登记的重要指导原则。 目前境外债的主要发行主体集中为金融机构、城投和房企，与房企不同，截止目前，城投美元债信用情况依然良好，并且呈现出区域分化的趋势。2022年，浙江、江苏和山东这三个东部沿海发达省份是三个主要的城投境外债发行省份，占比分别约为16%、15%和14%，合计占比超45%，净融资额均达到了1000亿元以上，境外债发行市场体现出一定的集中趋势；而净偿还规模最大的地区为甘肃、贵州和云南。 四、审核条件的实质性改变：有违约也可发债 根据2044号文第三条，企业发行外债应符合以下基本条件：信用记录良好，已发行债券或其他债务未处于违约状态。具有良好的公司治理和外债风险防控机制。资信情况良好，具有较强的偿债能力。 《办法》则增加了“有合理的外债资金需求”的要求，体现了企业外债应聚焦主业、服务实体的指导原则；删除了“已发行债券或其他债务未处于违约状态”的要求，将“具有较强的偿债能力”改为“具有偿债能力”，给予企业更大的借取外债自救的空间，体现了发改委对“企业借用外债特别是中长期外债是我国有效利用外资、扩大双向开放的重要内容”这一重要定位。但可以预见的是，对于存在违约情形的企业，发改委将对企业的资信情况、资金用途进行更为严格的审查。 此外，《办法》还增加了 “企业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最近三年不存在贪污、贿赂、侵占财产、挪用财产或者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的刑事犯罪，或者因涉嫌犯罪或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依法立案调查的情形”的要求，后续外债发行中介机构尽职调查应增加相关范围，相关交易文件及法律文件中需增加相关章节。 五、科学划定管理范围，减少监管盲区 1、明确了“间接在境外借用外债”的审核登记 《办法》明确，境内企业间接在境外借用外债适用本办法，还明确了间接发债的定义：境内企业间接在境外借用外债，是指主要经营活动在境内的企业，以注册在境外的企业的名义，基于境内企业的股权、资产、收益或其他类似权益，在境外发行债券或借用商业贷款等。可见，《办法》对“间接发债”这一类架构的监管采用了较为概括式的表达，不仅将红筹和VIE结构的间接发债纳入了监管，还一定程度上扩大了需审核登记的间接借用外债范围，满足“间接发债”特征的交易架构都被纳入监管。至于“主要经营活动在境内”、“基于境内企业的股权、资产、收益或其他类似权益”如何理解，则需要通过国家发改委政务服务平台发布与《管理办法》相配套的《办事指南》和常见问题解答进一步说明，我们也将密切关注。 2、明确了境外SPV等子公司作为发行人的发行结构的审核登记 实务中，由境内母公司在境外设立SPV等子公司作为境外债券发行人的发行结构十分常见，此种结构的备案审核也无疑问，而《办法》对此进一步明晰：《办法》第二条将需要审核登记的外债定义为“境内企业及其控制的境外企业或分支机构”举借的1年期以上债务工具，并对“控制”进行了定义：“本办法所称控制，是指直接或间接拥有企业半数以上表决权，或虽不拥有半数以上表决权，但能够支配企业的经营、财务、人事、技术等重要事项。” 六、申请程序优化 1、申请主体优化：不再区分集团总部和地方企业 根据《办法》第十一条，统一由“境内控股企业总部”向审核登记机关申请。不再按照2044号文中区分集团总部和地方企业。新规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企业集团统一管理，促进发改委外债管理的进一步优化。 2、审核时限从7个工作日延长至3个月 《办法》将出具登记证明的时限从受理后7个工作日延长至受理之日起3个月内（审核登记材料补齐补正所用时间不计算在审核登记办理时限内）。需要注意的是，目前外管局的外债登记有两个时间节点，一是《外债登记管理操作指引》第8页要求的，应当在外债合同签约后 15 个工作日内，到所在地外汇局办理外债签约登记手续；二是《中国人民银行关于全口径跨境融资宏观审慎管理有关事宜的通知》第十条规定的，企业应当在跨境融资合同签约后但不晚于提款前3个工作日，向国家外汇管理局的资本项目信息系统办理跨境融资情况签约备案。在《办法》明确办理外汇登记需持《审核登记证明》的条件下，3个月的审核期限可能会与外管局手续的办理存在衔接问题，发行的时间节点安排，值得有关主体注意，应提前就时间表做出筹划。 七、强化外债募集资金用途管理，外债资金运用更加灵活 新规提出外债用途正面导向和负面清单，从正反两个方面着力引导企业使用外债资金。 作为老规定的解答第47项指出，外债资金用途应符合以下条件：（1）不违反我国法律法规；（2）不威胁、不损害我国国家利益和经济安全；（3）不违背我国宏观经济调控目标；（4）不违反我国有关发展规划和产业政策；（5）不得用于弥补亏损和非生产性支出；（6）除银行类金融企业外，不得转借他人”。对此，《通知》做了诸多调整：（1）对于除银行类金融企业不得转借他人的要求，如果“在外债审核登记申请材料中已载明相关情况并获得审批”，则可以转借。但是，企业需要做到何种程度的说明，此类转借是否构成募集资金用途的重大变化而触发《办法》第18条（二）项规定的变更申请义务，尚需实践探索；（2）删除“不得用于弥补亏损和非生产性支出”的要求，增加“不得用于投机、炒作等行为”的要求，综合来看，新规不仅允许弥补亏损，“投机、炒作”的范围也小于“非生产性支出”，企业资金运用更加灵活；（3）增加 “不新增地方政府隐性债务”的规定，再次明国家在国发[2014]43号、国办发[2015]40号、发改外资[2018]706号、发改办外资[2019]666号、中发[2018]27号、银保监发[2021]15号等诸多文件中反复强调的企业债务谁借谁还、地方财政不为国有企业债务担保、地方政府作为出资人仅以出资额为限承担责任的指导原则。 相比2044号文，新规在重复强调鼓励外债资金流向国家重点战略、重点工程的基础上，强调“企业可以根据自身资信情况和实际需要，自主决策在境内外适用外债资金”，明确了监管层对外债资金在合法范围内自由运用的基本态度，这一点可以与本文提到的新规扩大资金转借范围的内容相互印证。 八、明确指明外汇登记需凭《审核登记证明》 2044号文仅要求企业凭备案登记证明按规定办理外债流入流出等有关手续，并未明确指明外债登记；《办法》第17条则明确了外汇登记需凭《审核登记证明》办理：企业凭《审核登记证明》按规定办理外汇登记、账户开立、资金收付和汇兑、资金使用等相关手续。对于属于本办法管理范围但未取得《审核登记证明》的企业，相关部门不予办理有关手续，金融机构不予办理有关业务。 九、以信息披露为核心，压实各方主体责任 2044号文规定，“每期发行结束后10个工作日内，向国家发改委报送发行信息”，而《办法》大大丰富了信息披露的要求： 首先明确了事后报送的时间、内容，企业应当在借用每笔外债后10个工作日内，通过网络系统向审核登记机关报送借用外债信息，包括企业主要经营指标和外债借用情况等;在《审核登记证明》有效期届满后10个工作日内，报送相应的外债借用情况。所称借用外债后，是指企业在行使外债资金提取权利（境外债券完成交割或商业贷款每笔提款）之后; 第二，增加了重大事项报告制度，对于出现境内外债务偿付风险或重大资产重组等可能影响债务正常履约的重大情况，企业应及时报送有关信息并采取风险隔离措施，防范境内债券违约风险外溢和交叉违约风险； 第三，新增了定期报告制度，企业应于每年 1 月末和 7 月末前 5 个工作日内，通过网络系统向审核登记机关报送外债资金使用情况、本息兑付情况和计划安排、主要经营指标等； 第四，增加了境外调查报告义务，企业或相关中介机构因借用外债，需配合境外监管机构检查或调查、涉及国家安全或公共利益的，应事先向境内有关主管部门报告。 十、增强变更监管 根据《办法》，完成外债审核登记后，如果拟借用外债币种或债务工具类型改变、募集资金用途发生重大变化或出现需要对《审核登记证明》有关内容进行重大调整的其他情形，企业应当在有关情形发生前向审核登记机关提出变更申请；而2044号文仅规定，“企业发行外债实际情况与备案登记情况差异较大时，应在信息报送时予以说明”。 十一、《办法》的其他变化 除以上变化外，《办法》还对外债审核登记流程作出了诸多改变，如增加了审核材料补齐补正机制、网络系统和纸质材料提交并行、细化了债务工具的内含、增强了企业和中介机构的责任等等，我们将在后续文章中进行探讨。 结语：冬去春来，展望2023年的债市 2022年，中资美元债共发行约1048亿美元，较2021年下降57%；彭博中资美元债投资级指数、彭博中资美元债高收益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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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07
商业承兑汇票以公司信誉背书，因门槛低、易操作等优势，逐渐成为了企业融资的主要工具之一。但受疫情、市场波动等影响，商业承兑汇票到期承兑困难，兑现成本增加，也有一些地区的玻璃协会曾发出倡议书，倡议统一拒收商业承兑汇票。但在大环境之下，很多玻璃企业不可避免地接受了上游公司背书转让的商业承兑汇票，在商业承兑汇票未到期时再次转让给下游企业。当商业承兑汇票到期时，如果承兑人不能够按期承兑，持票人、背书转让人等各方主体应当如何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一、持票人的付款请求权和票据追索权 《票据法》第四条明确规定“本法所称票据权利，是指持票人向票据债务人请求支付票据金额的权利，包括付款请求权和追索权”。 （一）票据行为具有无因性，合法持票人在有效期内提示付款后，票据债务人应当足额付款 持票人的票据付款请求权，即票据到期后，持票人应在规定的提示付款期内，向票据付款人请求支付相应票据金额。各项必要记载事项齐全、形式完备的商业承兑汇票为合法有效的票据，汇票到期后，在有效期内提示付款后，付款人应当足额付款。 案例：最高人民法院(2019)最高法民终166号国投生物吉林有限公司、山西洪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票据付款请求权纠纷 法院认为：洪洞农商行作为持票人，向出票人国投生物公司主张票据权利，于法有据，应予支持。该票据中已经载明“本汇票已经承兑，到期无条件付款”，而其上载明的到期日为2015年12月28日。从国投生物公司出具的《情况说明》可见，洪洞农商行已于2016年1月6日向国投生物公司提示付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第五十四条之规定：“持票人依照前条规定提示付款的，付款人必须在当日足额付款”，现洪洞农商行提示付款行为，已经满足《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第五十三条之规定，国投生物公司依法负有依照票据向持票人付款的义务。 （二）票据到期日后两年内不行使票据权利，持票人丧失票据权利，但在诉讼时效（三年）内享有票据利益返还权 持票人对票据的出票人和承兑人的权利，自票据到期日起两年；但持票人丧失票据权利后仍享有民事权利，可以请求出票人或者承兑人返还其与未支付的票据金额相当的利益。 案例：江苏省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苏03民终6545号安徽教育出版社与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徐州分行票据利益返还请求权纠纷 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第十八条规定“持票人因超过票据权利时效或者因票据记载事项欠缺而丧失票据权利的，仍享有民事权利，可以请求出票人或者承兑人返还其与未支付的票据金额相当的利益。”安徽教育出版社作为持票人已丧失票据权利，但是其对出票人及承兑人的民事权利并未丧失。其次，交通银行徐州分行收取了全部的票据款，但其并未在票据已过承诺期及权利期后，将该款返还出票人徐州福森进出口有限公司，该行继续持有票款已构成不当得利。最后，安徽教育出版社向交通银行徐州分行承兑时才得知涉案票据款仍被该行占有，而该行拒绝付款构成侵权，故安徽教育出版社主张票据利益的诉讼时效起算点应为提示付款被拒之日即2020年4月1日，该社于当年即向一审法院提起本案诉讼，该社主张权利之时并未超过诉讼时效期间，交通银行徐州分行应当向该社支付票据利益款100万元。 （三）票据到期被拒绝付款后，持票人有权追索其前手 票据追索权，是指持票人在汇票到期被拒绝付款或不获承兑或有其他法定原因时，对于其前手（背书人、出票人以及其他债务人）可以请求偿还汇票金额、利息及费用的权利。票据追索权是第二顺位权利，只有在向付款人行使付款请求权而不得时，才可行使票据追索权。被追索人可以为多人，且对持票人承担连带责任，被追索人包括全部前手背书人、出票人、承兑人、保证人等。需要注意的是，相比付款请求权两年的票据时效，持票人对前手的追索权只有六个月，自被拒绝承兑或者被拒绝付款之日起算。 案例：山东省武城县人民法院（2019）鲁1428民初2604号德州天森空调设备有限公司与中铁三局集团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江苏友安消防工程有限公司山西分公司票据追索权纠纷 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第六十一条“拒绝付款”的规定，不仅包括付款人明确表示“拒绝付款”的情况，付款人客观上无力履行付款义务也应属于拒绝付款的情形。“拒绝证明、退票理由书或者未按照规定期限提供其他合法证明的”规定中的证明，即拒绝承兑或者拒绝付款的证明。根据原告提供的2018年7月10日宝塔石化集团财务有限公司的公告及宝塔石化集团财务有限公司直至庭审结束时仍未实际兑付的事实，原告德州天森已实际被拒绝付款，故案涉票据已实际被拒绝付款。德州天森经连续背书，取得案涉票据，系合法票据持有人。被告江苏友安消防山西分公司答辩认为原告德州天森主张票据权利已经超过六个月的票据权利时效期间，追索权因此消灭。原告德州天森提交向案涉票据前手各背书人邮寄的汇票拒付告知暨催告付款函，载明公司享有追索权，请求案涉票据前手背书人对付款承担连带责任，并提交邮寄回执，可以证明原告德州天森在汇票被实际拒绝付款之日起六个月之内向其前手发出追索通知，故本院认为德州天森向本案各被告发出追索通知时（即发出汇票拒付告知暨催告付款函时）未超过六个月的票据权利时效期间，德州天森可以对其前手主张票据权利。 二、持票人可基于基础法律关系起诉其直接前手 对于持票人的直接前手，持票人既可基于票据法律关系也可基于基础法律关系（买卖合同关系）主张权利。当事人未支付价款或者报酬的，对方可以要求其支付价款或者报酬，法律并未禁止接受汇票的卖方在票据无法承兑的情况下依据基础法律关系请求交付票据的买方另行支付货款，持票人有权以基础法律关系要求其直接前手付款。但也不排除法院为了保护前手的再追索权选择驳回持票人以基础法律关系主张付款的请求。 案例1：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2021)鲁01民终952号山东济钢合金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与章丘新东大机械配件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 法院认为：案涉票据目前状态为非拒付追索待清偿。因案涉票据为电子银行承兑汇票，根据目前电子商业汇票系统，若该种类型汇票承兑人对于持票人提示付款不应答，持票人客观上无法通过电子商业汇票系统取得拒付证明。综合宝塔石化集团财务有限公司发布的相关公告，新东大公司亦向承兑人宝塔石化集团财务有限公司现场提交材料，至今未获得兑付。综上，应当视为票据已被“拒绝付款”。新东大公司取得货款的权利并未实现，有权基于双方之间的买卖合同请求济钢合金公司支付款项。 案例2、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2020）赣民再119号上海鑫旺钢铁有限公司、赣州江钨钨合金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 法院认为：在本案所涉电子银行承兑汇票至今未能兑付的情况下，持票人江钨钨合金公司享有两种请求权，即基于买卖合同法律关系的原因债权请求权和基于票据债权债务关系的票据追索请求权，江钨钨合金公司有权择一选择票据权利或者原因债权提起诉讼。但因电子银行承兑汇票为有价证券权利凭证，故江钨钨合金公司在以原因债权主张权利的同时，应当将原票据返还鑫旺钢铁公司，以保障鑫旺钢铁公司可以向前手及出票人、承兑人再行主张票据权利。由于本案电子银行承兑汇票目前仍处于无法返还给鑫旺钢铁公司的状态，为保障鑫旺钢铁公司的票据追索权，本院对江钨钨合金公司基于买卖合同法律关系要求鑫旺钢铁公司支付案涉汇票对应的600万元款项并承担逾期付款违约金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江钨钨合金公司可以依法行使其票据权利，另行向宝塔石化集团财务有限公司、鑫旺钢铁公司或其前手主张票据权利。 三、持票人或被追索权人的再追索权 再追索权是经其他票据权利人追索而清偿了票据债务的票据债务人，取得票据后向其前手再为追索的权利。被追索人清偿相应票据款后，可以向其他汇票债务人行使再追索权，期限自清偿日或者被提起诉讼之日起三个月。但如前文所述，并非所有的持票人都会以票据关系主张，不排除持票人以基础法律关系主张付款并得到法院支持的可能。被持票人以基础法律关系起诉其直接前手，清偿基础法律关系所生债务的同时客观上产生了案涉票据被清偿的结果，持票人应当将案涉票据交付给该前手，该前手享有票据再追索权。 案例：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人民法院(2020)浙0109民初7899号鞍钢金固（杭州）金属材料有限公司、洪建龙、杭州明宁化工有限公司票据纠纷 法院认为：案涉电子银行承兑汇票背书连续，多棱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为合法持票人。现因案涉电子银行承兑汇票到期不能兑付，多棱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依据买卖合同纠纷起诉鞍钢金固（杭州）金属材料有限公司，而后鞍钢金固（杭州）金属材料有限公司依据生效判决向多棱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支付了相应款项，该付款行为虽非基于票据关系所为，但清偿基础法律关系所产生的债务的同时客观上使得相应票据债务亦得以清偿。鞍钢金固（杭州）金属材料有限公司清偿债务后，与持票人享有同一权利，故其享有向其前手再追索的权利。 四、小结 票据在市场流通中确有其存在的优势，但在票据到期付款人拒绝承兑时，也确实存在付出更多时间和精力得到相应金额支付的风险。票据到期后，持票人应当及时提示付款，避免自身权利受损。在票据无法得到承兑的情况下，持票人可以基于票据关系向所有票据债务人主张付款，也可以基于基础法律关系向其直接前手主张付款。被持票人追索后，非票据付款人的前手享有再追索权，但需要在清偿日或者被提起诉讼之日起三个月内行使。值得注意的是，若持票人以基础法律关系主张付款，其直接前手在清偿债务后就票据是否享有再追索权在实务中仍有所争议。本所律师认为，在直接前手基于基础法律关系清偿债务后，客观上产生了案涉票据被清偿的结果，持票人应当将票据交付给直接前手，此时直接前手享有票据再追索权，诉讼时效自被起诉或清偿之日起算。
2022-07-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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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07
一、问题的提出 裁判文书中，经常提到“施工班组”的概念，且常和“实际施工人”“包工头”“农民工”结合在一起。“实际施工人”是指无效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的承包人，即违法的专业工程分包和劳务作业分包合同的承包人、转承包人、借用资质的施工人（挂靠施工人）；“包工头”非专业术语，是指不具备用工主体资格的个人承包商，其通过转包、违法分包手段获取工程，违法招揽农民工进行劳务作业，向农民工支付劳务报酬，从而与农民工之间形成工程项目管理中的最小组织单元—— “施工班组”。 如上所述，“施工班组”与发包人之间，至少被“包工头”“实际施工人”“施工总承包人”所隔离。那么，“施工班组”是否有权向发包人主张工程价款或劳务费？如有，其主张权利的依据是什么？本文拟结合司法裁判观点进行分析。 二、司法裁判观点 关于应否支持施工班组向发包人主张工程价款或劳务费，司法实践大致存在三种观点：一是，施工班组不属于法律意义上的实际施工人，无权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一）法释〔2020〕25号》第四十三条之规定，要求发包人在欠付建设工程价款范围内承担责任；二是，施工班组无权依据《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第29条之规定，要求发包人在欠付工程款范围内先行垫付被拖欠的农民工工资；三是，施工班组有权要求发包人在欠付工程款范围内先行垫付被拖欠的农民工工资。具体裁判观点如下： （一）施工班组不属于法律意义上的实际施工人，不享有突破合同相对性，要求发包人在欠付建设工程价款范围内承担责任的权利。 如(2019)最高法民申5594号判决认为：……彭云瑞是淮安明发商业广场项目的实际施工人；……乐殿平为彭云瑞承包施工的淮安明发商业广场C地块项目中的泥水班组负责人……乐殿平与彭云瑞之间系劳务法律关系，乐殿平（班组）作为受彭云瑞雇佣从事泥水劳务的人员，并非前述法律意义上的实际施工人，……乐殿平以司法解释第二十六条为由请求案涉工程项目发包人淮安明发公司在欠付工程款范围内承担偿付责任，缺乏相应的事实基础和法律依据。 如(2022)鲁14民终263号判决认为：……实际施工人不应包括劳务作业承包方。本案中，发包人金铭武城分公司与国基德州分公司签订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合法有效，作为承包人的国基德州分公司与森茂公司签订《劳务合同》，森茂公司作为劳务作业承包方，其雇佣刘吉海从事木工劳务，因此，刘吉海不是该工程的实际施工人，……该案案由应为劳务合同纠纷，而非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刘吉海无权突破合同相对性，向涉案工程发包方、总承包方主张工程款。 （二）施工班组无权依据《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规定，要求发包人在欠付工程价款范围内先行垫付被拖欠的农民工工资。 如(2021)青01民终2341号判决认为：北京华基晟德公司与张家志签订《内部班组承包协议》属劳务合同……张家志的劳务款理应由该合同的相对方北京华基晟德公司支付。北京华基晟德公司现以江苏省建筑工程集团有限公司欠付其工程款为由请求江苏省建筑工程集团有限公司和西宁红星美凯龙公司向张家志支付劳务费的上诉理由无据可依，本院不予支持。 （三）原则上，施工班组有权依据《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规定，要求发包人在欠付工程款范围内先行垫付被拖欠的农民工工资，但在举证责任分配方面，司法裁判不一。 1、施工班组应就“发包人未按照合同约定及时拨付工程款”的事实与“农民工工资拖欠”的结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承担举证责任。 如(2021)鲁02民终15249号判决认为：辛唯未提交有效证据证明融创公司在本案中符合《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第二十九条第二款的规定的“因建设单位未按照合同约定及时拨付工程款导致农民工工资拖欠”的情形，其据此主张融创公司作为建设单位应当先行垫付农民工工资，对欠付劳务费及利息承担连带给付责任，依据不足，本院不予采纳。辛唯系劳务班组人员，并非建筑、劳务公司，无论涉案工程是否存在违法分包、转包事实，融创公司都不符合应当承担连带付款责任的法定情形。 如 (2021)鄂05民终3489号判决认为：2020年5月1日起实施的国务院《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第二十九条第二款规定：“因建设单位未按照合同约定及时拨付工程款导致农民工工资拖欠的，建设单位应当以未结清的工程款为限先行垫付被拖欠的农民工工资。”由此，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六条突破合同相对性的情形，是建设单位未按照合同约定及时拨付工程款导致拖欠农民工工资。而在本案中，建设单位宜昌房投公司已向总承包人中建三局支付工程总价款的90%即三亿左右，总承包人中建三局已向违法分包人众志鑫成公司支付工程款1284万元，中建三局未向众志鑫成公司支付剩余工程款的原因是由于法院协执及质保问题。因此，本案中不存在因建设单位宜昌房投公司因素而导致的众志鑫成公司未向徐阳涛支付工程款的情况。基于人民法院对建筑业各方主体应坚持平等保护的原则，在保护包头工、农民工利益的同时，也不应损害有资质的建筑施工企业、发包人的合法权益，……一审法院未认定宜昌房投公司在欠付建设工程价款范围内对众志鑫成公司的下欠债务承担责任，并无不当。 2、在发包人与施工总承包人尚未进行结算的情况下，施工班组主张发包人以未结清的工程款为限先行垫付被拖欠农民工工资的条件不成就。（以下部分案例是对实际施工人要求发包人在欠付工程款范围内承担责任的裁判观点，可以参照适用）。 如(2021)最高法民终339号判决认为：李海军、崔有良主张中发源公司应在欠付工程款范围内承担责任。……案涉时代广场并未完工，中发源公司与黄瓦台公司亦未进行结算，仅能确定黄瓦台公司、黄瓦台青海分公司欠付李海军、崔有良工程款的事实。中发源公司是否欠付黄瓦台公司、黄瓦台青海分公司工程款，欠付工程款的数额等事实因未结算无法查清，实际施工人与发包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并不明确，故李海军、崔有良向中发源公司主张其在欠付工程款范围内承担责任的条件不成就。 如(2021)辽03民终4477号判决认为：海城华源公司（发包人）并未与适格主体进行有效结算，故本案中发包方是否存在确定的尚欠工程款数额并不明确，而海城华源公司与刘方平或其他适格主体对工程款的审核结算目前亦未进行，且该结算可能涉及其他主体间的法律关系，故本案中尚无法确定发包方是否存在尚欠工程款的情况，因此，一审法院驳回曲明国要求发包方在未给付工程款范围内承担给付责任的诉求、曲明国可在案涉工程结算完后另行提起诉讼均无不当。 如(2021)鲁0113民初3673号判决认为：马占峰主张涉案项目系庞汇公司发包给铖达公司，故依据《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的相关规定，庞汇公司应向其支付劳务费。对此本院认为，因庞汇公司及铖达公司均未到庭参加诉讼，庞汇公司是否未按约向铖达公司支付工程款等事实无法查明，且马占峰明确表明其是受铖达公司雇佣，亦由铖达公司与其进行结算，故马占峰请求判令庞汇公司支付其劳务费的主张，本院不予支持。 3、在发包人与施工总承包人尚未进行结算的情况下，发包人应就“已结清工程款”承担举证责任，否则，施工班组有权要求发包人以未结清的工程款为限先行垫付被拖欠农民工工资。 如(2021)粤20民终9286号判决认为：《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第二十九条第二款规定，因建设单位未按照合同约定及时拨付工程款导致农民工工资拖欠的，建设单位应当以未结清的工程款为限先行垫付被拖欠的农民工工资；……本案中，南网能源公司确认尚未与总承包方中联达公司结算，亦未提供证据证明已结清工程款，根据上述条例第二十九条第二款规定，南网能源公司应在未结清中联达公司工程款范围内对陈志鹏的劳务报酬承担垫付责任； 如(2021)辽10民终2036号判决认为：建设单位应当按照约定及时拨付工程款，并将工人费用及时足额发放。建设单位未按合同约定及时拨付工程款导致农民工工资拖欠的，建设单位应当以未结清的工程款为限先行垫付被拖欠的农民工工资。上诉人上达公司与被上诉人隆鑫公司之间工程款未结算完毕双方均无争议，同时该纠纷正在另案诉讼程序中，一审法院认定上达公司所欠工程款超过郑成伟等41人主张的工资数，故判令上达公司承担工人工资的连带责任，该事实认定如果与另案有冲突，双方可另行解决本案争议。上达公司的连带责任范围应以尚欠工程款为限。 三、法律分析 根据法律、行政法规、司法解释的规定，结合司法实践中的类案裁判规则，对施工班组是否有权向发包人主张权利，或者说，就发包人而言，如何规避自身向从未接触的施工班组承担责任，进行如下法律分析： 1、施工班组向发包人主张权利，违背公平原则，不应成为司法裁判导向。 施工班组不是建设工程合同纠纷项下的合同主体，不是实际施工人，不是民商事案件中所应当考虑的范围，其利益保护，更应该属于行政建设主管部门的职能范畴，且实践中，农民工工资保证金制度、银行保函制度、劳动监察制度等均成为其维护合法权益的通道。 站在发包人角度，若《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条款允许施工班组向其提起诉讼，使得发包人常常莫名其妙被起诉，随之而来的还有财产保全。这对发包人极不公平。发包人需要耗费很大的诉讼精力、在纷繁的案件中证明自己已经不存在工程欠款，或者通过财产置换的方式实现账户解封以维护正常经营，实际上使其处于一种丧失安全感的不安定之中：一方面，不知道何时又会被起诉、查封；另一方面，不知道承包人为何没有将工程款足额支付给下游的分包队伍、班组。此外，实践中也存在承包人或分包队伍因经营不善，无力支付实际施工人工程款、班组工资，会协商虚构债权、虚假诉讼等，从而损害发包人权益。 2、施工班组无权要求发包人向其支付工程款。 有权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一）法释〔2020〕25号》第四十三条之规定，要求发包人在欠付建设工程价款范围承担责任的主体仅为“实际施工人”；而《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一庭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第7条明确规定，施工班组不属于法律意义上的实际施工人。 故，施工班组无权提起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要求发包人向其支付工程款，对此观点，司法裁判也较为统一。 3、施工班组要求发包人先行垫付被拖欠的农民工工资，应承担较大的举证责任，且司法实践中应从严掌握。 首先，施工班组应就“发包人未按照合同约定及时拨付工程款”与“农民工工资拖欠”之间存在直接因果关系，承担举证责任；而认定是否具有“因果关系”，可从发包人的付款金额、付款比例、劳务费所占比重、以及未付款原因等因素综合考量，并非只要有“欠付工程款”的事实和“拖欠农民工工资”的事实，就简单粗暴认定发包人应承担“垫付”责任； 其次，在发包人与施工总承包人尚未进行结算的情况下，由于发包人是否欠付工程款、以及欠付金额等事实均无法查清，为避免侵犯其他主体的权益，亦未避免诉累，应认定施工班组要求发包人在欠付工程款范围内承担垫付责任的条件不成就； 第三，在发包人与施工总承包人尚未进行结算的情况下，只要发包人合理解释尚未结算并非出于拖延的目的，同时能够证明其目前不欠付进度款，如提供月进度报表、款项支付凭证等，即应认定其尚不欠工程款，无须承担“垫付”责任。 四、结语 《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规定发包人以未结清的工程款为限先行垫付被拖欠的农民工工资，该条款导致发包人无辜涉诉，且司法实践裁判不一，亦遭理论界诟病，其存在的唯一基础在于“农民工利益的特殊保护”这一立场；随着农民工利益保障制度的日益健全、完善，施工班组利用该条款作为“挡箭牌”的时日不多。 就发包人而言，虽然“涉诉”确系“无辜”，但一旦涉诉，若想脱身，功夫还在日常，比如将人工费用及时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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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件描述 A公司为民营企业，具有房地产开发经营资质。B公司具有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特级资质。2017年,A公司通过邀请招标的方式确定B公司作为其投资开发的某住宅工程的施工单位。B公司承包了A公司投资开发的施工工程。双方就工程签订了两份合同，即“黑白”合同。实际履行合同中明确约定“承包人无法继续履行或明确表示不履行或实质上已停止履行合同时,发包人可通知承包人立即解除合同,并按有关法律处理。承包人逾期超过30天仍无赶工措施的,发包人有权解除合同。” 后在合同履行过程中，B公司以上合峰会导致工程停产、停运、材料费、人工费上涨为由,要求工期顺延并要求调高材料费、人工费，且要求A公司向其支付损失。对此，双方未达成一致。此后，部分工程处于停工或半停工状态。A公司多次催告,B公司仍拒绝复工。2018年,A公司依照合同约定向B公司邮寄解除合同通知函,通知B公司解除双方签订的项目总承包合同(实际履行合同）。后B公司收到该解除通知。同年，A公司提起诉讼,请求确认涉案合同已解除,并要求B公司支付违约金并赔偿损失。 诉讼思路 诉讼的关键点，确认两份合同哪一份是实际履行合同以及B公司的违约行为。本案中B公司在发给A公司工程款支付申请表中所填的合同编号及合同金额均与A公司在诉讼中提供的施工合同完全相符，故A公司提供的合同是双方实际履行合同,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不违背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系有效合同,双方均应按该合同约定全面履行各自义务。 A公司依照实际履行合同约定向B公司邮寄送达解除合同通知,B公司收到该解除通知后未提异议,庭审中B公司认可合同已经解除的事实且B公司自认自某日停止工程施工,故A公司请求确认其提供的涉案合同已经解除,符合法律规定。 鉴于本案A公司请求确认合同已解除的诉讼请求,事实清楚，且A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较为复杂，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先行判决”的相关法律规定，为了防止停工损失的继续扩大，A公司申请法院作出先行判决确认合同已解除。 诉讼结果 基于以上事实和相关法律规定，法院作出先行判决,判决确认合同已解除，对A公司其他诉讼请求,待查明相关事实后再行判决。 意义描述 本案是利用先行判决诉讼思路解决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原告请求确认合同已解除的诉讼请求，事实清楚，为了防止停工损失的继续扩大，原告依据相关法律规定，申请法院先行判决，先行判决合同已解除，对原告其他诉讼请求，因较为复杂，待查明有关事实后再行判决。先行判决，是为了面对疑难案件和当事人诉讼请求多个，在一部分事实清楚的情况下，能够保障及时获得判决，防止诉讼拖延，提高诉讼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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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民间委托理财概述 委托理财是委托人将其资金、金融资产等委托给受托人，由受托人将该资产投资于期货、证券等交易市场或通过其他金融形式进行管理，所得收益由双方按约定进行分配或由受托人收取代理费的经济活动。 按照受托人的主体特征不同，委托理财可分为金融机构委托理财和非金融机构委托理财。从事委托理财业务的金融机构主要有商业银行、证券公司、信托公司、保险公司、基金管理公司五类。非金融机构作为受托人主要有资产管理公司、投资咨询公司以及有一定专业知识的自然人等，非金融机构委托理财即我们常说的民间委托理财。近年来，因民间委托理财缺乏相应金融机构的特定监管，形式多样且权利义务缺乏规范指引，导致纠纷频发。司法实践中对于民间委托理财合同的效力认定仍存在分歧，本文主要结合司法实践中的典型案例，对民间委托理财合同的效力性进行分析。 二、受托人资质对民间委托理财合同效力的影响 （一）若受托人为非金融机构的法人，应当对其受托理财的内容及经营资质、主体资格、经营范围等进行审查，若受托人受托理财的内容超出其经营范围，若超出事项属于禁止经营、限制经营以及特许经营，委托理财合同一般认定为无效。 除受托人接受不特定对象委托从事受托理财业务，一般情况下，非金融机构接受特定对象委托从事民间委托理财所订立的合同并不认定为无效合同。但受托人超出经营范围且超出事项属于禁止经营、限制经营以及特许经营事项或受托人为金融行业从业人员，违反从业禁止性规定时，理财合同将认定为无效。 典型案例：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20）沪01民终1847号判决书认定“本院认为，首先，无论从诉争认购协议首页的三方冠名，还是诉争认购协议第一条总则之约定，均将陈其平列为相关次级资金授权代表，且作出了区别于作为投资顾问的璞盈公司之权利义务的约定。而在诉争认购协议的履行过程中，陈其平亦是以其个人名义按照协议之约定进行相关收划资金、代表马文伟签署相关文书等行为的操作。陈其平虽辩称该等行为均系其履行职务的行为，但此主张显然与合同约定及实际履行情况不符。本院经审查，诉讼至今陈其平未能提供充分证据证明在诉争认购协议签订前后，马文伟对接受其委托理财并与之有结算关系的合同另一方主体为璞盈公司，而陈其平与马文伟之间并无直接的收付、结算关系系明知并认可。故本院对陈其平关于其非诉争认购协议的一方独立主体难以采信。原审法院关于陈其平仅是璞盈公司借以向信托公司投资并收划资金的通道，故陈其平无需承担民事责任的认定理由与依据均欠充分，本院难以认同。其次，现本案各方对诉争认购协议属无效合同均未提出异议，目前亦无证据表明马文伟在签订本案诉争认购协议时有明显之过错。相较而言，陈其平及璞盈公司作为专门的证券投资从业主体显然对涉案的投资项目及法律后果更具专业认知性，对于证券行业的禁止性规定理应更加清楚。在明知诉争认购协议违背金融监管部门的相关文件精神、有悖于证券市场监管秩序的情况下仍与马文伟签订诉争认购协议，最终导致该协议无效，陈其平及璞盈公司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其二者作为过错方理应按照法律规定共同承担马文伟的资金损失”。 （二）若受托人为自然人，一般其接受理财委托无需经过审批，但受托人属于金融行业从业人员时，应对受托人有无违反从业禁止性规定进行审查。如证券公司、信托公司等从业人员私下以个人名义，接受理财委托，此类情形下，违反法律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将致使委托理财合同无效。 典型案例：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2021)京0108民初29015号判决书认定“从双方微信聊天记录以及各方当事人陈述的事实来看，李胜利接受闫春生和刘惠婷的委托为其管理各自名下股票账户并根据其自己的意志以及经验进行相关交易操作行为，虽然各方之间并无书面合同，但闫春生与李胜利之间以及刘惠婷与李胜利之间系委托理财合同法律关系。根据各方陈述的事实，李胜利在接受二人委托操作股票账户进行理财行为时，系证券从业人员身份。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第四十条第一款以及第一百三十六条第二款之规定，证券交易场所、证券公司和证券登记结算机构的从业人员，证券监督管理机构的工作人员以及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禁止参与股票交易的其他人员，在任期或者法定限期内，不得直接或者以化名、借他人名义持有、买卖股票或者其他具有股权性质的证券，也不得收受他人赠送的股票或者其他具有股权性质的证券。证券公司的从业人员不得私下接受客户委托买卖证券。上述规定属于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因此，本案中李胜利作为证券从业人员，从事证券代客理财业务，其与闫春生、刘惠婷之间的委托理财合同无效”。 三、民间委托理财合同中保底条款的效力性 关于民间委托理财合同保底条款的效力，现法律未有明确约定。目前司法实践中，多数法院认定保底条款违反民法的公平原则和委托合同的责任承担原则，违背经济规律，应认定为无效；少数法院认定保底条款未侵害国家利益，未达到扰乱金融市场秩序、损害公共利益的程度，且不存在违反公序良俗的情形，应认定为有效。 认定为无效的案例：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2022)沪02民终729号判决书认定“委托理财合同系方培丽、郑超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和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双方理应本着诚实信用原则遵照履行，但双方约定的保底条款应属无效。《收据》第5条载明“第三方收益承诺，自2015年5月26日起至2015年12月31日，确保收益不低于28％”，即受托人郑超与委托人方培丽约定保证本息最低回报，属于保底条款。该保底条款虽属于双方意思自治的结果，但其将本属于委托人的风险负担范畴不合理地转嫁给了受托人，致使双方民事权利义务不对等，违背委托合同中委托人自担风险的基本原则，也违反了公平原则和金融市场基本规律，不利于促进证券市场健康发展和维护证券市场的稳定，故应当认定该保底条款的约定无效”。 认定为有效的案例：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21)粤01民终25284号认定“关于本案所涉保底条款效力问题，本院分析如下：首先，《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第一百四十四条规定：“证券公司不得以任何方式对客户证券买卖的收益或者赔偿证券买卖的损失作出承诺。”在本案中，邓仲仪作为受托人虽作出保证股票投资委托资产本金不受损失的承诺，但邓仲仪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第一百四十四条、第一百四十五条所规定的不得从事代客理财、承诺收益的证券公司及其从业人员等特殊主体，而法律对特殊主体行为的限制性规定，不能直接类推适用于非特殊主体，故不存在因违反前述规定或其他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导致合同无效的情形。其次，本案涉及的合同履行方式为邓仲仪受托使用何倩兰账户内的自有资金为其进行证券投资，不涉及国家利益，亦不存在利用配资进行高杠杆交易等危害金融市场稳定和社会公共利益的情形。邓仲仪涉及接受委托进行股票投资理财引发的纠纷，在广州市两级法院仅有本案，邓仲仪自认是仅接受何倩兰的委托进行委托理财，委托人并非来自于社会不特定对象，邓仲仪亦非主要以委托理财利润收益为收入来源。因此，故案涉保底条款未侵害国家利益，未达到扰乱金融市场秩序、损害公共利益的程度，且不存在违反公序良俗的情形。最后，本案双方当事人民事地位平等，且均非在市场上取得垄断地位的主体，双方在确定交易主体时存在充分的选择权，双方对于是否订立委托理财合同以及合同的具体条款均享有充分的表意自由与缔约自由，达成的条款应当有理由被认为是自主磋商、审慎决策的结果，是自愿原则和民事主体意思自治原则的体现。从双方的微信聊天记录来看，在双方未成立民间委托理财合同之前，邓仲仪就已多次向何倩兰推荐购买股票并做分析，可见邓仲仪具备一定的专业投资理财经验和知识，对投资风险具有预判能力。邓仲仪在订立合同时为争取30%的利润分成，自愿承担风险，在不负担出资义务的前提下以保底为条件，自愿接受何倩兰的委托使用其资金进行股票投资。即使是由于证券市场为高风险投资场所的原因，导致邓仲仪操作股票交易从2019年10月开始出现亏损，此后邓仲仪从2019年11月至2020年3月每月继续支付“保底利润”3000元，而未对保底条款效力问题提出异议，故该保底条款也并不因为违反公平原则而无效。综合以上分析，邓仲仪、何倩兰通过合意形成的保底条款，未违反法律法规的禁止性规定，双方将利益和损失在当事人之间进行分配，当事人的权利义务关系实质上具有均衡性，应认定该保底条款有效。一审法院认定案涉保底条款无效，认定错误，本院予以纠正。” 四、认定保底条款无效后，民间委托合同的效力认定及损失认定原则 司法实践中，认定保底条款无效后，大部分法院认定保底条款属于委托理财合同之目的性条款和核心条款，不能成为相对独立的合同无效部分，故保底条款无效应导致委托理财合同整体无效，合同双方根据过错分担因履行委托理财合同产生的损失。 典型案例：北京金融法院(2022)京74民终126号判决书中认定“本院认为，《账户委托投资协议书》中“如果甲方账户在委托结束后，本金出现亏损由乙方赔偿甲方”的约定通过保证投资本金不收损失，免除了李纪生应承担的投资风险，属于保底条款，鉴于“保底条款”属于本案委托理财合同之目的性条款和核心条款，一审法院判决认为此不能成为相对独立的合同无效部分，导致李纪生与靳志超签订的《账户委托投资协议书》委托理财合同整体无效，并无明显不当。委托理财合同被确认无效后，受托人应将委托资产的本金返还委托人，因委托理财所得收益应先冲抵应当返还的本金数额”。 五、结论 随着民间委托理财合同纠纷日益增多，如何在实务中认定民间委托理财的效力无疑至关重要。作者认为，若受托人不以“委托理财”为主要经营业务，且未违反法律效力性禁止性规定时，民间委托理财合同包括保底条款存在合法的空间。在此，期待司法层面后续能够针对此问题予以进一步关注和回应。 六、法律依据 《民法典》 第六条 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应当遵循公平原则，合理确定各方的权利和义务。 第九百一十九条 委托合同是委托人和受托人约定，由受托人处理委托人事务的合同。 第九百二十九条 有偿的委托合同，因受托人的过错造成委托人损失的，委托人可以请求赔偿损失。无偿的委托合同，因受托人的故意或者重大过失造成委托人损失的，委托人可以请求赔偿损失。 受托人超越权限造成委托人损失的，应当赔偿损失。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第四十条 证券交易场所、证券公司和证券登记结算机构的从业人员，证券监督管理机构的工作人员以及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禁止参与股票交易的其他人员，在任期或者法定限期内，不得直接或者以化名、借他人名义持有、买卖股票或者其他具有股权性质的证券，也不得收受他人赠送的股票或者其他具有股权性质的证券。 第一百三十五条 证券公司不得对客户证券买卖的收益或者赔偿证券买卖的损失作出承诺。 第一百三十六条 证券公司的从业人员在证券交易活动中，执行所属的证券公司的指令或者利用职务违反交易规则的，由所属的证券公司承担全部责任。 证券公司的从业人员不得私下接受客户委托买卖证券。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 第二十条 公开募集基金的基金管理人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其他从业人员不得有下列行为：（四）禁止向基金份额持有人违规承诺收益或者承担损失。 《证券期货经营机构私募资产管理业务运作管理暂行规定》 第三条 证券期货经营机构及相关销售机构不得违规销售资产管理计划，不得存在不适当宣传、误导欺诈投资者以及以任何方式向投资者承诺本金不受损失或者承诺最低收益等行为，包括但不限于以下情形：（一）资产管理合同及销售材料中存在包含保本保收益内涵的表述，如零风险、收益有保障、本金无忧等；（二）资产管理计划名称中含有“保本”字样；（三）与投资者私下签订回购协议或承诺函等文件，直接或间接承诺保本保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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